大师名家笔下的父亲,读懂内敛深沉的父爱 转转

大师名家笔下的父亲,读懂内敛深沉的父爱  转转



在父亲面前,我们似乎都是不善言辞的孩子,虽然他知道,我们和他一样,有爱不曾明说。母亲节时我们汇总了一些大师名家写母亲的文章,今日父亲节,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名家笔下的父亲,相信通过这些文字,我们会更加了解父亲,更能明白内敛深沉的父爱,更会反思对于不善表达的父亲我们到底亏欠了些什么。

  

朱自清

《背影》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,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,祖母死了,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,我从北京到徐州,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,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,“事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!”

回家变卖典质,父亲还了亏空;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,家中光景很是惨淡,一半为了丧事,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,父亲要到南京谋事,我也要回北京念书,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,有朋友约去游逛,勾留了一日;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,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,本已说定不送我,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,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,怕茶房不妥帖;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,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,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,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;他只说,“不要紧,他们去不好!”

我们过了江,进了车站。我买票,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,得向脚夫行些小费,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,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,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;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;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,夜里警醒些,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;他们只认得钱,托他们直是白托!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,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?唉,我现在想想,那时真是太聪明了!

我说道,“爸爸,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,说,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,须穿过铁道,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,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,他不肯,只好让他去。

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,怕他看见,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,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,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,自己慢慢爬下,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,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,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,心里很轻松似的,过一会说,“我走了,到那边来信!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,回过头看见我,说,“进去吧,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找不着了,我便进来坐下,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,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,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,独力支持,做了许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!他触目伤怀,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,自然要发之于外;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,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,只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,他写了一信给我,信中说道,“我身体平安,惟膀子疼痛利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,在晶莹的泪光中,又看见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,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!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

  

莫言

《父亲的严厉》

20世纪60年代,父亲40多岁,正是脾气最大、心情最不好的时候。在我们兄弟的记忆中,他似乎永远板着脸。不管我们是处于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,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,顿时就浑身发抖,手足无措,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。

父亲的严厉,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。我十几岁的时候,经常撒野忘形,每当此时,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“你爹来了”,我就会打一个寒战,脖子紧缩,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,半天才能回过神来。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:“你们弟兄几个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?”是啊,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这个样子?父亲打我们吗?不,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。他骂我们吗?也不,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。“他既不打你们,也不骂你们,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?”是啊,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怕父亲。我们弟兄长大成人后,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,但谁也说不清楚。其实,不但我们弟兄几个怕父亲,连我们的那些姑姑、婶婶也怕我父亲。我姑姑说,她们在一起说笑时,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,便都噤声敛容。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:“你爹身上有瘆人毛。”

如今,我父亲已经80岁,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,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。其实,自从有了孙子辈后,他的威风就没有了。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:“虎老了,不威人了。”我大哥在外地工作,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,但我二哥的女儿、儿子,我的女儿,都是在我父亲的背上长大的。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,见了爷爷,还要钻到他怀里撒娇。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,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、大气不敢出吗?

后来,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:“你爹早就后悔了,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,咱家是中农,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,他在外边混事,忍气吞声,夹着尾巴做人,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,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。”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,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。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,我们家族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、研究生,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。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,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,还真是不好说。

  

杨绛

《回忆我的父亲》

我父亲凝重有威,我们孩子都怕他,尽管他从不打骂。如果我们不乖,父亲只会叫急,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。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,后来他对我说:“爸爸是‘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’。”我们怕虽怕,却和父亲很亲近。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,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“放放焰口”。

我父亲有个偏见,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,不宜用功。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,都是用功过度,伤了身体。他常对我说,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,“他是个低能!”反正我很少一百分,不怕父亲嘲笑。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。父亲说,不要紧,到时候自然会懂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,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,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。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,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。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“大叩则大鸣,小叩则小鸣”。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,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,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;假如我长期不读,那部书就不见了——这就等于谴责。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,都是我喜爱的。

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。我十六岁,正念高中。那时北伐已经胜利,学生运动很多,常要游行、开群众大会等。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——摄一条板凳,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。我也被推选去宣传。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,一着急就涨红了脸。当时苏州风气闭塞,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。如果我站上板凳,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,甚至还会耍猴儿。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。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“小姐”,只要说“家里不赞成”,就能豁免一切开会、游行、当代表等等。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,问能不能也说“家里不赞成”。父亲一口拒绝。他说:“你不肯,就别去,不用借爸爸来挡。”我说,“不行啊,少数得服从多数呀。”父亲说:“该服从的就服从;你有理,也可以说。去不去在你。”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,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?

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,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。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。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,以为名字既已见报,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。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“辫帅”,他说“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”,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,申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,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。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:“唉,补塘,声明也可以不必了。”但是父亲说:“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?Dare to say no!你敢吗?”

我苦着脸说“敢!”敢,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,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。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,只坚持“我不赞成,我不去”。这当然成了“岂有此理”。同学向校长告状,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。我还是不肯,没去宣传。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,也老练些。她们才宣传了半天,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,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,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。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,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。我的“岂有此理”也就变为“很有道理”。

我考大学的时候,清华大学刚收女生,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。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。上了一年,大学得分科,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。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“低能”,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,却都平均发展,并无特长。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,全不知世事。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“该”学什么。所谓“该”,指最有益于人,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“该”是很夸大的,所以羞于解释。

父亲说,没什么该不该,最喜欢什么,就学什么。我却不放心。只问自己的喜欢,对吗?我喜欢文学,就学文学?爱读小说,就学小说?父亲说,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,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我半信不信,只怕父亲是纵容我。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,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。我渐渐了解: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。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还深印在脑里。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,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,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,尽我的一份力。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、老而无成,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,不禁愧汗自笑。不过这也足以证明,一个人没有经验,没有学问,没有天才,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——尽管有志无成。

  

汪曾祺

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

“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——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。

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他是画家,会刻图章,画写意花卉。图章初宗浙派,中年后治汉印。他会摆弄各种乐器,弹琵琶,拉胡琴,笙箫管笛,无一不通。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,看起来简单,只有两根弦,但是变化很多,两手都要有功夫。他拉的是老派胡琴,弓子硬,松香滴得很厚——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。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,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。他养蟋蟀,养金铃子。他养过花,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,从此他就不再养花。我母亲死后,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——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。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,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,单夹皮棉,四时不缺。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、羊羔,灰鼠、狐肷。

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,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,对待子女,从无疾言厉色。他爱孩子,喜欢孩子,爱跟孩子玩,带着孩子玩。我的姑妈称他为“孩子头”。春天,不到清明,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。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(我们那里叫“百脚”),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。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。老弦结实而轻,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,没有“肚儿”。用胡琴弦放风筝,我还未见过第二人。清明节前,小麦还没有“起身”,是不怕践踏的,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。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,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,身心都极其畅快。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,再一块一块逗拢,接缝处用胶水粘牢,做成小桥、小亭子、八角玲珑水晶球。桥、亭、球是中空的,里面养了金铃子。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,振翅鸣叫。他会做各种灯。用浅绿透明的“鱼鳞纸”扎了一只纺织娘,栩栩如生。用西洋红染了色,上深下浅,通草做花瓣,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,真是美极了。用小西瓜(这是拉秧的小瓜,因其小,不中吃,叫做“打瓜”或“笃瓜”)上开小口挖净瓜瓤,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,做成西瓜灯。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,穿街过巷,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,非常羡慕。

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,但不强求。我小时了了,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。我的作文,时得佳评,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。我的数学不好,他也不责怪,只要能及格,就行了。他画画,我小时也喜欢画画, 但他从不指点我。他画画时,我在旁边看,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,瞎抹。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,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,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。我小时字写得不错,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。在我写过一阵“圭峰碑”和“多宝塔”以后,他建议我写写“张猛龙”。这建议是很好的,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“张猛龙”的影响。

我初中时爱唱戏,唱青衣,我的嗓子很好,高亮甜润。在家里,他拉胡琴,我唱。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,学校开同乐会,他应我的邀请,到学校去伴奏。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。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,一件蓝官衣,扮起来唱“朱砂井”,但是没有配角,没有衙役,没有犯人,只是一个赵廉,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,唱了一段“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”便完事下场。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,还挺高兴。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喝酒,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,一次抽出两根,他一根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,他人或以为怪。父亲说: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

  

吴冠中

《父爱之舟》

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,我刚刚梦醒!朦胧中,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……每年卖茧子的时候,我总跟在父亲身后,卖了茧子,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……

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。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,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。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。带了米在船上做饭,晚上就睡在船上,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。我们不肯轻易上岸,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。有一次,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,夜半我被臭虫咬醒,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,父亲心疼极了,叫来茶房,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。茶房说没办法,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,但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,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,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,只剩下后半夜,不肯再加钱换房子……

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,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,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。看高跷走路,看虾兵、蚌精、牛头,马面……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,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。卖玩意儿的也不少,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……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,这便是我童年惟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。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,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!

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,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……冬天太冷,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,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,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,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,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。毽子越做越讲究,黑鸡毛、白鸡毛、红鸡毛、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。后来父亲居然从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,我快活极了,同学们也非常羡慕。夜晚睡觉,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。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,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,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。一天,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,但他忘了带皮球,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,一直追到栋树港,追过了渡船,向南遥望,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,到和桥有十里路,我不敢再追了,哭着回家。

我从来不缺课,不逃学。读初小的时候,遇上大雨大雪天,路滑难走,父亲便背着我上学,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,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。他扎紧裤脚,穿一双深筒钉鞋,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,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,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。

初小毕业时,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,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,属第三等。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,但到全县范围一比,还远不如人家。要上高小,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。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,鹅山小学就在镇头,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,设备齐全,教师阵容强,方圆二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。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,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,我考取了。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,要缴饭费、宿费、学杂费,书本费也贵了,于是家里粜稻、卖猪,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。钱,很紧,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。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,感到十分心酸。父亲送我到校,替我铺好床被,他回家时,我偷偷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,与在家里撒娇的哭、发脾气的哭、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,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。

第一学期结束,根据总分,我名列全班第一。我高兴极了,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。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,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,路走得比平常快,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:全班六十人,名列第一,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,他接着问:“那朱自道呢?”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,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,我得意地、迅速地回答:“第十名。”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,也乐开了:“茅草窝里要出笋了!”

我惟一的法宝就是考试,从未落过榜,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。为了节省路费,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,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,时值暑天,为避免炎热,夜晚便开船,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,让我在小舱里睡觉。但我也睡不好,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,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、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,船上备一只泥灶,自己煮饭吃,小船既节省了旅费,又兼做宿店和饭店。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,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。

老天不负苦心人,他的儿子考取了。送我去入学的时候,依旧是那只小船,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,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,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,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。我从舱里往外看,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时,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,永难磨灭了!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,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,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,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,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,那么难忘……我什么,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,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!

庆贺我考取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,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,给我买了瓶汽水喝。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,但喝到口,麻辣麻辣的,太难喝了。店伙计笑了:“以后住下来变了城里人,便爱喝了!”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。

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,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。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,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。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,工业救国是大道,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。幸乎?不幸乎?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,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,疯狂地爱上了美术。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,为了爱,不听父亲的劝告,不考虑今后的出路,毅然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,去挣扎吧,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!我不怕,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。我羡慕过没有父母、没有人关怀的孤儿、浪子,自己只属于自己,最自由,最勇敢。

……醒来,枕边一片湿。

在父亲面前,我们似乎都是不善言辞的孩子,虽然他知道,我们和他一样,有爱不曾明说。母亲节时我们汇总了一些大师名家写母亲的文章,今日父亲节,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名家笔下的父亲,相信通过这些文字,我们会更加了解父亲,更能明白内敛深沉的父爱,更会反思对于不善表达的父亲我们到底亏欠了些什么。

  

朱自清

《背影》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,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,祖母死了,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,我从北京到徐州,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,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,“事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!”

回家变卖典质,父亲还了亏空;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,家中光景很是惨淡,一半为了丧事,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,父亲要到南京谋事,我也要回北京念书,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,有朋友约去游逛,勾留了一日;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,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,本已说定不送我,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,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,怕茶房不妥帖;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,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,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,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;他只说,“不要紧,他们去不好!”

我们过了江,进了车站。我买票,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,得向脚夫行些小费,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,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,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;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;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,夜里警醒些,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;他们只认得钱,托他们直是白托!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,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?唉,我现在想想,那时真是太聪明了!

我说道,“爸爸,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,说,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,须穿过铁道,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,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,他不肯,只好让他去。

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,怕他看见,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,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,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,自己慢慢爬下,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,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,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,心里很轻松似的,过一会说,“我走了,到那边来信!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,回过头看见我,说,“进去吧,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找不着了,我便进来坐下,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,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,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,独力支持,做了许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!他触目伤怀,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,自然要发之于外;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,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,只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,他写了一信给我,信中说道,“我身体平安,惟膀子疼痛利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,在晶莹的泪光中,又看见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,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!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

  

莫言

《父亲的严厉》

20世纪60年代,父亲40多岁,正是脾气最大、心情最不好的时候。在我们兄弟的记忆中,他似乎永远板着脸。不管我们是处于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,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,顿时就浑身发抖,手足无措,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。

父亲的严厉,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。我十几岁的时候,经常撒野忘形,每当此时,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“你爹来了”,我就会打一个寒战,脖子紧缩,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,半天才能回过神来。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:“你们弟兄几个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?”是啊,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这个样子?父亲打我们吗?不,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。他骂我们吗?也不,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。“他既不打你们,也不骂你们,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?”是啊,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怕父亲。我们弟兄长大成人后,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,但谁也说不清楚。其实,不但我们弟兄几个怕父亲,连我们的那些姑姑、婶婶也怕我父亲。我姑姑说,她们在一起说笑时,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,便都噤声敛容。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:“你爹身上有瘆人毛。”

如今,我父亲已经80岁,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,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。其实,自从有了孙子辈后,他的威风就没有了。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:“虎老了,不威人了。”我大哥在外地工作,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,但我二哥的女儿、儿子,我的女儿,都是在我父亲的背上长大的。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,见了爷爷,还要钻到他怀里撒娇。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,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、大气不敢出吗?

后来,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:“你爹早就后悔了,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,咱家是中农,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,他在外边混事,忍气吞声,夹着尾巴做人,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,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。”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,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。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,我们家族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、研究生,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。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,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,还真是不好说。

  

杨绛

《回忆我的父亲》

我父亲凝重有威,我们孩子都怕他,尽管他从不打骂。如果我们不乖,父亲只会叫急,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。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,后来他对我说:“爸爸是‘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’。”我们怕虽怕,却和父亲很亲近。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,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“放放焰口”。

我父亲有个偏见,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,不宜用功。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,都是用功过度,伤了身体。他常对我说,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,“他是个低能!”反正我很少一百分,不怕父亲嘲笑。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。父亲说,不要紧,到时候自然会懂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,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,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。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,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。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“大叩则大鸣,小叩则小鸣”。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,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,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;假如我长期不读,那部书就不见了——这就等于谴责。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,都是我喜爱的。

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。我十六岁,正念高中。那时北伐已经胜利,学生运动很多,常要游行、开群众大会等。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——摄一条板凳,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。我也被推选去宣传。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,一着急就涨红了脸。当时苏州风气闭塞,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。如果我站上板凳,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,甚至还会耍猴儿。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。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“小姐”,只要说“家里不赞成”,就能豁免一切开会、游行、当代表等等。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,问能不能也说“家里不赞成”。父亲一口拒绝。他说:“你不肯,就别去,不用借爸爸来挡。”我说,“不行啊,少数得服从多数呀。”父亲说:“该服从的就服从;你有理,也可以说。去不去在你。”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,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?

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,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。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。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,以为名字既已见报,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。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“辫帅”,他说“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”,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,申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,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。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:“唉,补塘,声明也可以不必了。”但是父亲说:“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?Dare to say no!你敢吗?”

我苦着脸说“敢!”敢,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,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。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,只坚持“我不赞成,我不去”。这当然成了“岂有此理”。同学向校长告状,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。我还是不肯,没去宣传。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,也老练些。她们才宣传了半天,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,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,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。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,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。我的“岂有此理”也就变为“很有道理”。

我考大学的时候,清华大学刚收女生,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。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。上了一年,大学得分科,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。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“低能”,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,却都平均发展,并无特长。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,全不知世事。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“该”学什么。所谓“该”,指最有益于人,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“该”是很夸大的,所以羞于解释。

父亲说,没什么该不该,最喜欢什么,就学什么。我却不放心。只问自己的喜欢,对吗?我喜欢文学,就学文学?爱读小说,就学小说?父亲说,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,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我半信不信,只怕父亲是纵容我。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,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。我渐渐了解: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。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还深印在脑里。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,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,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,尽我的一份力。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、老而无成,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,不禁愧汗自笑。不过这也足以证明,一个人没有经验,没有学问,没有天才,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——尽管有志无成。

  

汪曾祺

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

“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——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。

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他是画家,会刻图章,画写意花卉。图章初宗浙派,中年后治汉印。他会摆弄各种乐器,弹琵琶,拉胡琴,笙箫管笛,无一不通。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,看起来简单,只有两根弦,但是变化很多,两手都要有功夫。他拉的是老派胡琴,弓子硬,松香滴得很厚——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。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,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。他养蟋蟀,养金铃子。他养过花,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,从此他就不再养花。我母亲死后,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——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。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,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,单夹皮棉,四时不缺。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、羊羔,灰鼠、狐肷。

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,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,对待子女,从无疾言厉色。他爱孩子,喜欢孩子,爱跟孩子玩,带着孩子玩。我的姑妈称他为“孩子头”。春天,不到清明,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。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(我们那里叫“百脚”),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。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。老弦结实而轻,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,没有“肚儿”。用胡琴弦放风筝,我还未见过第二人。清明节前,小麦还没有“起身”,是不怕践踏的,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。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,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,身心都极其畅快。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,再一块一块逗拢,接缝处用胶水粘牢,做成小桥、小亭子、八角玲珑水晶球。桥、亭、球是中空的,里面养了金铃子。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,振翅鸣叫。他会做各种灯。用浅绿透明的“鱼鳞纸”扎了一只纺织娘,栩栩如生。用西洋红染了色,上深下浅,通草做花瓣,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,真是美极了。用小西瓜(这是拉秧的小瓜,因其小,不中吃,叫做“打瓜”或“笃瓜”)上开小口挖净瓜瓤,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,做成西瓜灯。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,穿街过巷,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,非常羡慕。

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,但不强求。我小时了了,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。我的作文,时得佳评,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。我的数学不好,他也不责怪,只要能及格,就行了。他画画,我小时也喜欢画画, 但他从不指点我。他画画时,我在旁边看,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,瞎抹。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,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,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。我小时字写得不错,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。在我写过一阵“圭峰碑”和“多宝塔”以后,他建议我写写“张猛龙”。这建议是很好的,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“张猛龙”的影响。

我初中时爱唱戏,唱青衣,我的嗓子很好,高亮甜润。在家里,他拉胡琴,我唱。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,学校开同乐会,他应我的邀请,到学校去伴奏。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。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,一件蓝官衣,扮起来唱“朱砂井”,但是没有配角,没有衙役,没有犯人,只是一个赵廉,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,唱了一段“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”便完事下场。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,还挺高兴。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喝酒,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,一次抽出两根,他一根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,他人或以为怪。父亲说: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

  

吴冠中

《父爱之舟》

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,我刚刚梦醒!朦胧中,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……每年卖茧子的时候,我总跟在父亲身后,卖了茧子,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……

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。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,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。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。带了米在船上做饭,晚上就睡在船上,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。我们不肯轻易上岸,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。有一次,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,夜半我被臭虫咬醒,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,父亲心疼极了,叫来茶房,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。茶房说没办法,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,但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,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,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,只剩下后半夜,不肯再加钱换房子……

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,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,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。看高跷走路,看虾兵、蚌精、牛头,马面……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,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。卖玩意儿的也不少,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……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,这便是我童年惟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。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,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!

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,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……冬天太冷,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,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,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,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,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。毽子越做越讲究,黑鸡毛、白鸡毛、红鸡毛、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。后来父亲居然从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,我快活极了,同学们也非常羡慕。夜晚睡觉,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。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,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,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。一天,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,但他忘了带皮球,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,一直追到栋树港,追过了渡船,向南遥望,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,到和桥有十里路,我不敢再追了,哭着回家。

我从来不缺课,不逃学。读初小的时候,遇上大雨大雪天,路滑难走,父亲便背着我上学,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,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。他扎紧裤脚,穿一双深筒钉鞋,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,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,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。

初小毕业时,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,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,属第三等。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,但到全县范围一比,还远不如人家。要上高小,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。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,鹅山小学就在镇头,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,设备齐全,教师阵容强,方圆二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。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,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,我考取了。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,要缴饭费、宿费、学杂费,书本费也贵了,于是家里粜稻、卖猪,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。钱,很紧,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。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,感到十分心酸。父亲送我到校,替我铺好床被,他回家时,我偷偷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,与在家里撒娇的哭、发脾气的哭、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,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。

第一学期结束,根据总分,我名列全班第一。我高兴极了,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。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,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,路走得比平常快,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:全班六十人,名列第一,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,他接着问:“那朱自道呢?”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,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,我得意地、迅速地回答:“第十名。”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,也乐开了:“茅草窝里要出笋了!”

我惟一的法宝就是考试,从未落过榜,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。为了节省路费,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,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,时值暑天,为避免炎热,夜晚便开船,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,让我在小舱里睡觉。但我也睡不好,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,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、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,船上备一只泥灶,自己煮饭吃,小船既节省了旅费,又兼做宿店和饭店。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,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。

老天不负苦心人,他的儿子考取了。送我去入学的时候,依旧是那只小船,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,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,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,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。我从舱里往外看,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时,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,永难磨灭了!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,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,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,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,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,那么难忘……我什么,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,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!

庆贺我考取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,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,给我买了瓶汽水喝。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,但喝到口,麻辣麻辣的,太难喝了。店伙计笑了:“以后住下来变了城里人,便爱喝了!”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。

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,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。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,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。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,工业救国是大道,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。幸乎?不幸乎?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,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,疯狂地爱上了美术。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,为了爱,不听父亲的劝告,不考虑今后的出路,毅然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,去挣扎吧,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!我不怕,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。我羡慕过没有父母、没有人关怀的孤儿、浪子,自己只属于自己,最自由,最勇敢。

……醒来,枕边一片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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